北平和谈的艰辛历程:第一次谈判围炉而坐

  1949年1月31日12时30分,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的先头部队,列着整齐的队伍,意气风发地开进西直门。北平市民自发地涌上街头,欢呼雀跃迎接和平解放。

  从1948年12月14日人民解放军完成对北平的包围,到1949年1月22日和平解放协议公布,中共中央运筹帷幄,指挥平津前线司令部三次与傅作义进行谈判,最终赢得了北平的和平解放,让千年古都免遭战火。

  1948年12月15日,《平明日报》的记者、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陪同傅作义指定的代表《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出城,到东北野战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谈判。

  从档案中可以看出,对于这次谈判,解放军方面早有安排,同时也是严格保密的。一封北京市档案馆馆藏电报中写道:“贺、陈、杨、何:(一)盼你们派兵将傅作义之代表经北平以北到达三河与我们谈判,(二)望注意勿向部队泄露此事,以免松懈战斗准备,护送部队沿途须严守秘密,护送的指战员皆不应知道此事,以免发生个别战士逃跑泄露机密。”落款是“林、罗、刘”。

  “贺、陈、杨、何”即东北野战军十一纵队的首长贺晋年、陈仁麒、杨春甫、何廷一。平津前线司令部最高指挥官、罗荣桓和刘亚楼在安排下属进行接待的同时也将此事电告中央。

  迅即回电,对这次谈判的原则做出了明确的指示,即“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第一个目的是解决中央军”。

  16日下午,崔载之和李炳泉被安排在离司令部不远的八里庄,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负责接待。据苏静回忆,这里原是村里一个地主的宅第,时值隆冬,天气寒冷,双方索性就坐在炕上或围在火炉旁,随便交谈如同闲聊天。

  19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出面与傅作义代表进行了谈判,由于双方条件差距较大,这次谈判没有丝毫进展。

  对于谈判结果,中共中央早有预料。16日16时,军委给林、罗、刘的电报中就指出,“这只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如果傅有诚意谈判,他还会有代表出来的。”

  果如中共中央所料,时隔半月,傅作义第二次派出了谈判代表华北“剿总”少将民事处处长周北峰。周北峰是傅的同乡,曾受傅之托到延安与中共中央商谈合作问题,此后多次代表傅与中共进行接触。同行的是燕京大学教授、民主人士张东荪,由于受到双方的信任,他作为和谈的第三方代表负责居中调停。

  两次谈判期间,华北战场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2月21日,傅作义的嫡系主力部队第35军在新保安地区被歼,23日,张家口守军被歼。新保安、张家口之战斩断了傅作义将军的西逃之路,也给他以巨大的精神打击。对此,于1949年元旦给的电报中说,“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署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

  1949年1月6日清晨,周北峰来到位于李阁老胡同的张东荪家,中共地下党学委秘书长崔月犁给他们交代了此次的联络暗号是“找王东”,并让张东荪的儿子取了块白布缝在一根棍子上面,告诉说:“通过火线时就摇晃这个旗子走吧!”二人自西直门出城,翌日下午到达河北蓟县东南的八里庄。8日和9日的上午,分两次与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人、、罗荣桓、刘亚楼等进行了第二次谈判。

  谈判中,根据指示,中共方面提出,在所有的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的傅部所辖的地区一律解放区化的条件下,对傅部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所俘傅部人员一律释放,傅的总部及高级干部人员一律予以适当安排。对此傅方代表十分满意,并且提出了军队改编的方案,即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次谈判取得了很大进展,双方草签了一个书面的会谈纪要,并约定1月14日为傅方答复的最后期限。

  回城时,周北峰独自穿越火线,在德胜门还意外地遭到了盘查,衣服也被迫脱得只留下内衣。多年后周回忆起这段场景还不禁庆幸,“幸好文件是缝在内衣里面的,没有被搜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第二次谈判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傅作义还在犹豫不决。1月14日是傅作义作出答复的最后期限,他派出全权代表邓宝珊协同周北峰出城,与、、罗荣桓进行正式谈判。

  邓宝珊是华北“剿总”的副总司令,深受傅的信任,而且曾几次到过延安,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有过一些接触。在中共眼中,“傅之灵魂是邓宝珊”,由他代表傅作义来谈判是再合适不过了。

  14日下午,邓宝珊等到达谈判地点通县城西的五里桥。而解放军在同一天开始强攻天津,敲山震虎。

  初次见面,对邓宝珊采取了强硬态度,表明因为傅的一再拖延才导致解放军攻打天津,傅应对此结果负全责。15日上午,双方开始谈判,15时左右天津就已经不再谈判内容之内了。经过一天多的激战,解放军迅速攻克天津,守敌被全部围歼。至此,北平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座孤城,20多万守敌完全在解放军严密包围之中,傅作义已经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了。

  这次谈判进展很快,16日,双方达成了初步协议。谈判阶段,北平地下党负责上层统战工作的崔月犁曾三次和邓宝珊接触,通过他做傅作义的工作。崔月犁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初次见面时邓“语言沉重”,第三次见面是在和谈成功后,邓“一见面就喜笑颜开”,并告诉他,“傅先生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他决定跟合作。这个问题解决后,他的心情也很好”。

  1月21日,傅作义在华北“剿总”机关及军以上人员会议上,宣布了北平城内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发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22日,傅作义在《协议书》上签字,并发表广播讲话。同时,城内守军开始移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到31日全部移动完毕。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式。1949年2月中旬,周恩来(左一)、傅作义(左三)、邓宝珊(左二)在西柏坡合影。人民解放军与傅作义代表第三次谈判旧址通县五里桥(今属朝阳区)。参加第一次谈判的苏静(左二)与崔载之(左一)、李炳泉(左三)。1949年1月31日12时30分,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的先头部队,列着整齐的队伍,意气风发地开进西直门。北平市民自发地涌上街头,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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