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赋诗称赞的黄公略

  “朱毛彭黄”威名远扬母亲谢绝组织照顾彭伯伯就是我另一个父亲后人牢记先辈精神

  ——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写道。自平江起义到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斗争,黄公略机智多变的战略战术,令军闻风丧胆。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黄公略女儿。1952年就读于平原农学院农学系,1953年至1957年就读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机械系,1958年至1960年在郑州农业机械化学校任教员,1960年至1992年任科学出版社编辑、副编审,是中国第一批专业从事计算机方面的编辑。1980年加入中国。现已离休。)

  1926年入黄埔军校高级军官班学习。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同年加入中国。1928年7月同彭德怀等领导平江起义。同年11月红5军主力开赴井冈山后,他率部留在平江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湘鄂赣苏区。1929年9月任红5军副军长,参与指挥红5军扩大湘鄂赣苏区的作战行动。

  1930年1月调任红6军军长,率部在赣西南地区艰苦作战,建立苏维埃政权。后任红1军团第3军军长。在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中指挥红3军屡建战功。曾指挥部队生俘军前线日,黄公略率部参加方石岭追击战,歼灭军第52师等部。在指挥部队转移途中,遭敌机袭击,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33岁。

  我的父亲黄公略是中国工农红军杰出将领,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虽然我没有见过他老人家,但他的信念如同血脉一样传承给了我们。

  我不知道父亲的模样。父亲的形象,是在他的战友向我的讲述中慢慢建立起来的。

  解放初期,、中央内务部、公安部和科学院考古研究专家等组成了寻找我父亲墓地的工作组,我随同父亲当年的警卫员高书官来到吉安东固。经过20多天的寻找,在当年埋葬父亲的地方终于找到了一颗马牌手枪子弹壳。父亲用的正是马牌手枪,就此,我们找到了父亲的墓地。工作组的同志在掩埋父亲的地方,深情地捧起了三撮热土,当作父亲的骨灰。

  父亲出生于1898年。据亲友回忆,父亲尽管体态瘦小、身体孱弱,双目却炯炯有神。1915年,还在乡间教书的父亲听到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愤然投笔从戎参加了湘军。由于父亲精于韬略,文武兼备,在湘军中威望渐著,历任排长、连长,还与彭德怀伯伯成了生死之交。1926年,父亲响应广东革命政府的号召,率部参加北伐,为解放武昌城立下功勋。同年,为了加强军事修养,父亲参加了广东黄埔军校高级军官班学习,并于1927年光荣入党。

  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父亲不得已潜回湖南,在时任湖南独立第5师第1团团长的彭德怀等的帮助下,出任独立第5师第3团营长。1928年7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派滕代远与独立第五师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准备必要时举行起义。7月中旬,因父亲员的身份暴露,他率先在平江县嘉义镇起义,打响了平江起义第一枪,与彭德怀等共同成为平江起义领导者。起义胜利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第13师。父亲历任红5军第13师第4团党代表、红5军第二纵队纵队长、红5军副军长、红6军军长、红1军团红3军军长,率部开创了鄂东南地区革命根据地,打通了与湘赣苏区的联系,扩大了湘鄂赣苏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在红军时期,父亲的名字曾与、朱德、彭德怀并列。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朱毛彭黄”的威名,在根据地几乎妇孺皆知。

  毛主席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写道:“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父亲传承了黄石公的兵法,并将其灵活运用到游击战争之中。自平江起义到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斗争,他机智多变的战略战术,令军闻风丧胆。父亲编写了《论游击战术》一书,使红军有了第一部自己的战术教材。

  1931年,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9月15日,父亲率部参加方石岭追击战。部队在转移途中遭敌机袭击,父亲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33岁。

  毛主席亲自主持了父亲的追悼大会并撰写挽联:“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为纪念父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以吉安、吉水两县的红色区域为主成立“公略县”,将中国工农红军第2步兵学校命名为“公略步兵学校”。

  我的母亲刘玉英读过几年私塾,算得上是个女秀才。1930年初,母亲到赣西南红军营地与父亲团聚。她拖着一双小脚与战士们同甘共苦,还用一手好女红为战士们缝补浆洗。10月,因战事频繁,父亲无暇照顾母亲,只好将母亲送回老家。1931年1月23日,母亲生下了我。

  我们家正式得知父亲牺牲是在1939年4月。周恩来、受主席委托,联名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并派人专程送到母亲手中。信曰:“玉英妆次,公略为革命牺牲,你们受了许多磨难,我和毛主席、朱总司令都深为敬仰,并问家庭情况……”母亲与父亲有八年多没有音讯,一直盼望他早日回家团聚,不想却传来这样的坏消息。1939年9月,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迁址于湖南衡阳,徐特立主任受毛主席委托,打算将我母女俩护送去延安。母亲深知奶奶离不开孙女,而自己又肩负着奉养婆母的责任,就谢绝了组织的安排。

  本来我们家是很殷实的。父亲参军临行前,曾对家人说,生活费不用怕,家里还有一些地,而且家中的和田玉和黄金变卖后足够开销。但父亲参加革命后,我们家的祖坟都被挖了,母亲带着我四处逃难,家中所有值钱之物全都失散。1939年,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托人送来400元钱,真好比是雪中送炭。后来才知道,这笔钱是武汉各界捐赠给抗日将领的慰劳费,共有800元,彭伯伯一分没取,一分为二送给了红5军参谋长陈毅安烈士家和我家。

  1941年夏,外公刘长生病逝,同年冬,85岁高龄的奶奶也走完了人生旅途。母亲为了安葬奶奶,变卖了四亩田,家境日困。1946年,母亲为了继续供我读书,将余下的四亩地也变卖掉。一贫如洗的母亲被迫去黄胜之家当女工,以微薄的收入维持母女俩的生活及我的学费。后来,母亲和我又过了几年寄人篱下、备受欺凌的日子。直到党组织找到了我们,将我们送往北京。

  现在我已经居家安享晚年。我由一个农村姑娘成长为一名科技人员,都是党和人民教育的结果,特别是革命前辈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其中,最令我感念的是彭德怀伯伯。

  1949年8月4日,湖南省和平解放,在北京开会的彭伯伯怕白崇禧部队捕杀中共干部家属,就命令侄子彭起超赴湖南寻找我们母女。彭伯伯指示说:“她们若活着,总得有个下落,我们若不主动找,就对不起先烈,这不是我个人和黄公略的私人关系,而是我们党的关怀。”彭起超在时任湖南省主席王首道的帮助下,通过当地党组织开展寻找工作,最终找到了我们母女。

  1950年春,彭伯伯在北京饭店接见了我们母女,母亲激动得大哭起来,彭伯伯安慰道:“解放了,以后会好起来的,不要再哭了。”母亲擦干眼泪道:“让岁新给你当女儿吧!”彭伯伯说:“你只有一个女儿哪舍得!做半个女儿吧。”

  1952年,我考取了平原农学院农学系。我不想离开首都、离开母亲,于是就去彭伯伯家闹情绪。

  吃饭时,我夹坐在朱德总司令和彭伯伯之间,彭伯伯问朱老总:“这孩子你认识吗?”朱老总说:“认识,他爸指挥打仗是把好手,为人谦虚,尊敬毛主席和我,主动请求指示,我和主席都很喜欢他。黄公略牺牲后,毛主席痛心、惋惜,称他军事、政治都很强,牺牲太早了。”朱老总赞扬了父亲后,问我:“小同志,在哪儿读书啊?”彭德怀说:“闹情绪呢!不想去平原农学院。”朱老总语重心长开导说:“那可不好,革命者的后代要服从组织分配啊!”彭伯伯补充说:“想北京,放假就来玩,我这里就是你的家嘛。”说着,彭伯伯取出40元钱交给我说:“国家现在有困难,不要给组织找麻烦。我和你爸不分彼此,他箱子里有钱,我用时就自己去拿;我箱子里有钱,他需用亦开箱就取,我给你钱,不要再去中组部要钱了。”

  彭伯伯自己没有孩子,对烈士遗孤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国家发给他的海军呢料子,总是先给我、左太北和他的侄儿们各裁一件大衣;换旧币时,彭伯伯又给我们每个孩子存上100元钱;出国访问归来,买来两块手表,分送给我和彭钢。有次睡午觉,彭伯伯竟把自己的床让给我,而自己去睡沙发。1961年,我当了妈妈。儿子张忠出生不到九个月,我又怀孕了。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决定堕胎,彭伯伯知道后坚决反对。女儿张献华出生后,因为我奶水不足,彭伯伯就煮牛奶并亲自给小孙女喂奶。彭伯伯对我的偏爱,弥补了我从未体会到的父爱。在我心中,彭伯伯就是我另一个父亲。

  我和爱人的结合,还有彭伯伯的功劳。1958年,我找彭伯伯给我的终身大事拿主意,他当即约见了农机学院毕业的张志强。经过细心观察和交谈,彭伯伯认为张志强是位好青年。我高兴极了,没有比得到彭伯伯的默许更令我激动的事了。

  后来,彭伯伯为了弄清亩产的确切数字,在吴家花园开垦了一块试验田,拉着张志强到他的试验田里共同论证亩产的确切数字。试验结果出来后,彭伯伯的态度更加坚定了,并取出《》副本给我过目,征求我的意见。

  1986年,我们夫妇带着儿子张忠和女儿张献华到江西,走访父亲战斗过的地方。

  我记得我的儿子张忠曾说过:“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想一想革命前辈,想想外公。他们当时能将生死置之度外来拯救中国,自己的这点困难就不算什么了。”我想,如果革命先烈们能听到后辈们的这番话,一定会十分欣慰的。(综合《新民晚报》、《党史纵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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